第754章 “爆种”（上）
正式踏入国内第一大生猪育种场，就看到门后有几辆绿色的电动观光车和几个人在等候。
这样的电动观光车在嘉谷系各大基地都是常备交通工具，毕竟，在占地动辄万亩计的大型基地里，要是用脚闲逛，怕是一个小时都走不到目的地。
“齐董，李总，欢迎你们前来考察。”嘉谷生猪育种工程副总工程师傅大维打招呼道。
嘉谷生猪育种工程的总工程师当然是陈建章，但因为他还要兼顾嘉谷实验室的管理，所以常驻育种场的是副总工，而这种时候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向导。
“辛苦你们了，我过来，更多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的。”齐政拍拍他的肩膀道。
以傅大维为首的生猪育种团队，是嘉谷农牧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毫不夸张说，随便拉一个人出来，至少是硕士出身。
就是这么一批人，在非瘟来袭后，自动自觉将外出频率降至最低，基本将“深居简出”做到了极致。
为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胁。
要说起来，非瘟病毒没有腿，把它的传播途径切断，树一道“墙”，这个病毒是翻不过去的，它瞅着里面的猪也没办法。更何况这个种猪场的选址很安全，三面环山，不，除了一条公路，几乎称得上是四面环山，非常便于疫病防控。
但作为与珍贵的种猪们接触较多的人员，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
虽然种猪场里的生活设施很完善，但长时间被“困”在一个基地里，总归少了点自由。
这不是公司和实验室硬性要求的，而是育种团队自发的结果，殊为难得。支撑他们付出这么大的，绝不是什么丰厚待遇，而更多是对育种工作的热爱。
之前说过了，育种工作就是不断重复使后代生产性能优于他们的父母代的过程。
看上去很简单，选择出性能比父母好的个体不就可以了？不过，真要这么简单，嘉谷还用请一堆硕士博士来做这项工作？齐政钱多没地方花了吗？
就算没学过生物学都知道，性状的遗传并不是100%的从父母传递到子女的?那么优秀的个体到底能遗传多少比率的遗传信息给后代呢？怎样有选择的影响或控制这个过程呢？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支撑。
傅大维们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在猪场里收集各种基础数据，数据有些是直观的?可以直接采集；有些数据?需要他们反复进行测定（生长速度，肉质性能等）。这是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的支持?育种工作就是无根之木。
——譬如全球最大的种猪改良公司PIC?最大的财富就是其拥有的全球最大的猪育种数据库，包括超过2000万头猪的谱系信息，27个世代的完整系谱，900多万头猪的性能测定记录?涉及的性状多达45个?常规应用的分子标记超200个，另有大量的候选分子标记在测试和检验之中……
只有采集到了足够的数据，他们才能“做媒人”——做遗传评估选出哪些猪有资格作为种猪留种，以及决定母猪可以和哪头公猪交配，以实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目标。
出来工作的人都知道?社会上有两种工作大家都不喜欢做，一种是需要收集大量准确数据的?另一种是长久不见成效的，而育种工作偏偏集合了这两种特性。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生猪育种是国内养猪业最落后的一环了吧？
也难怪在某个挂逼眼中，傅大维他们的工作?是稳定下限的基础；基础夯实了?他点开的金手指才能拔高上限。
傅大维听了齐政的话后笑眯眯。
虽然研究狗其实都这样?闭关研究的时候“与世隔绝”也没啥稀奇的，但大老板能看在眼里，总比看不到要好吧。
起码，争取经费和福利的时候，也能更加理直气壮不是？没看研究团队老大陈建章都在眼神闪烁吗？没准又在打着“抢”福利的主意了。
心里暗乐归暗乐，傅大维没忘介绍身边的陌生人：“这位是国家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秉文，他同时也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
齐政主动伸出手：“感谢您前来指导工作。”
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忙不迭摇头道：“说指导实在不敢当，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还要感谢嘉谷提供的机会。”
所谓“联合育种”，就是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扩大育种群规模，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
为此，在原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可惜，这么多年来，联合育种并不成功。”寒暄后坐上观光车，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毫不讳言道。
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
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目光里尽是了然。
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
然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洞——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标准都统一，所有动作整齐划一。
事实却是，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中国这么大的区域，市场需求不一样，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激烈，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
别的不说，嘉谷农牧原本也是联合育种的重磅“选手”，但是，除了嘉谷系育种场之间有充分的遗传交流，与其他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根本无法建立。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谁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就算愿意拿出来，这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
当然，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嘉谷系育种工作在全国生猪育种工作中“一骑绝尘”。
王秉文对此深有感触。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刚成立的时候，嘉谷农牧只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养殖企业，甚至连争取参与联合育种的资格都很勉强。
但近十年过去了，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全国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自起炉灶”的嘉谷系生猪育种体系却大踏步前行，因为在环境、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联合育种反而变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同时更揭示了嘉谷系养猪体系与国内同行那被渐拉将远的差距。
横向来看，“营养”、“生物安全”和“育种技术”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也是很容易“拿来主义”的——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就是饲料，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诸如新希望、大北农为其中代表企业。
在这一点上，差距应该不算大。起码嘉谷养猪体系的猪饲料配方不见得比市面上更有优势。
而非瘟爆发后，生物安全成为了养猪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克服非洲猪瘟等疫病的影响。
在这点上，差距立现——国内养猪行业过去过度依赖疫苗，而不重视生物安全。新发疫情无疫苗可用之际，尤其需要通过建立多道屏障来进行隔离预防的时候，就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了。而嘉谷养猪体系在兽医防疫上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疫病进化管控上，而不是依赖打疫苗，人家就能最早稳定下来。
如果现在不是严阵以防非瘟，所有嘉谷系养猪场拒绝外来人员进入，申请参观学习的同行怕是早就蜂拥而至了。
最后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育种技术，这一点现在还不显；但及至非瘟疫情中后期，王秉文相信差距会被彻底凸显。
无论是养殖本地猪，还是进口猪，都得避免近亲交配，需要引入新鲜血液，以改良种群的遗传性状。这是一个生物学常识。
引进新鲜血液，一种方法是本土育种，一种方法是进口。但前者周期长、投入多、见效慢，远不如直接进口来得方便。
现在来看，能完全摆脱对进口猪种的依赖，执行自己的独立育种方案的养猪企业，应该只有嘉谷农牧和温氏。而前者又比后者强得多——国际上流行丹系、加系、美系等国外猪种，却没有听说过“中系”；但在国内，开始有了一个“嘉系”猪种的叫法，足以说明了一切。
所以，王秉文不是在谦让，他是真的抱着研究学习之心过来的。
齐政半好奇半开玩笑道：“那你找到我们嘉谷育种的秘诀不？”
没想到他还真的点头了：“有点发现。”
“从嘉谷农牧与联合育种各自的经验看，育种工作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且庞大的体系支持，才能有进展。”王秉文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另外，一个只养几百头猪的企业来做育种，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养猪产业工业化、集约化之后，育种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方能显现。在此之前，养猪企业大都在跑马圈地，力图把规模、产能做上去。所以也不能总是抱怨行业从国外引种，而不重视育种研究。”
“嘉谷农牧也是这样，尽管很早就在育种上开始了布局，但也是在规模大了之后，才有种猪繁育的兴盛，原因在于嘉谷体系对育种的需求完全上来了。而嘉谷超大规模的生猪群，也为挑选种猪提供了庞大的资源，包括数据资源、选种资源等……”
王秉文吸了一口气，总结道：“我熟悉的一位国外非瘟防控专家说过，归根到底，非瘟防控就是钱的问题。这话用在育种上同样适用，育种就像赶火车，在不停地挖掘基因的潜力。如果你一直坚持选种，那么随着火车会一直往前走，可以实现量变到质变。嘉谷舍得投入，最先‘爆种’也就正常了。”
齐政等人都不禁笑了起来。
王秉文这话很有点“氪金就能变强”的道理。
虽然从结果倒推来判断过程，就像是成功人士的心灵鸡汤，总是容易忽视各种变量，但齐政还是喜闻乐见的。
在育种方面的超大规模投入，换来育种的加速，总比“其实我是通过开挂来潜移默化地改变嘉谷猪的基因”来得信服吧！
而且，嘉谷在育种上确实投入不菲啊。
庞大的猪群，庞大的研究团队，庞大的核心育种场……哪一样，少得了大笔的资金投入？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嘉谷农牧的育种肯定是赔钱的。
但是，育种工作对商品猪得作用呈现一个放大的作用——基本上500多的原种猪可以影响100万的商品肉猪。
还有安全感——嘉谷体系一贯的尿性，要么不做，要做就不能让咽喉被别人扼住了。
齐政笑罢，转身对陈建章和傅大维两人竖起大拇指道：“别的不说，王会长对我们生猪育种的信心，足以证明了我投的钱花到位了，你们这‘媒人’做得不赖。”
“有奖金不？”陈建章笑着“趁火打劫”。
齐政一摆手，豪爽道：“今年猪肉价格估计不会低，嗯，可以多给你们发几斤猪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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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一批人，在非瘟来袭后，自动自觉将外出频率降至最低，基本将“深居简出”做到了极致。
为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胁。
要说起来，非瘟病毒没有腿，把它的传播途径切断，树一道“墙”，这个病毒是翻不过去的，它瞅着里面的猪也没办法。更何况这个种猪场的选址很安全，三面环山，不，除了一条公路，几乎称得上是四面环山，非常便于疫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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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种猪场里的生活设施很完善，但长时间被“困”在一个基地里，总归少了点自由。
这不是公司和实验室硬性要求的，而是育种团队自发的结果，殊为难得。支撑他们付出这么大的，绝不是什么丰厚待遇，而更多是对育种工作的热爱。
之前说过了，育种工作就是不断重复使后代生产性能优于他们的父母代的过程。
看上去很简单，选择出性能比父母好的个体不就可以了？不过，真要这么简单，嘉谷还用请一堆硕士博士来做这项工作？齐政钱多没地方花了吗？
就算没学过生物学都知道，性状的遗传并不是100%的从父母传递到子女的?那么优秀的个体到底能遗传多少比率的遗传信息给后代呢？怎样有选择的影响或控制这个过程呢？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支撑。
傅大维们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在猪场里收集各种基础数据，数据有些是直观的?可以直接采集；有些数据?需要他们反复进行测定（生长速度，肉质性能等）。这是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的支持?育种工作就是无根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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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研究狗其实都这样?闭关研究的时候“与世隔绝”也没啥稀奇的，但大老板能看在眼里，总比看不到要好吧。
起码，争取经费和福利的时候，也能更加理直气壮不是？没看研究团队老大陈建章都在眼神闪烁吗？没准又在打着“抢”福利的主意了。
心里暗乐归暗乐，傅大维没忘介绍身边的陌生人：“这位是国家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秉文，他同时也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
齐政主动伸出手：“感谢您前来指导工作。”
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忙不迭摇头道：“说指导实在不敢当，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还要感谢嘉谷提供的机会。”
所谓“联合育种”，就是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扩大育种群规模，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
为此，在原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可惜，这么多年来，联合育种并不成功。”寒暄后坐上观光车，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毫不讳言道。
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
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目光里尽是了然。
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
然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洞——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标准都统一，所有动作整齐划一。
事实却是，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中国这么大的区域，市场需求不一样，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激烈，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
别的不说，嘉谷农牧原本也是联合育种的重磅“选手”，但是，除了嘉谷系育种场之间有充分的遗传交流，与其他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根本无法建立。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谁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就算愿意拿出来，这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
当然，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嘉谷系育种工作在全国生猪育种工作中“一骑绝尘”。
王秉文对此深有感触。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刚成立的时候，嘉谷农牧只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养殖企业，甚至连争取参与联合育种的资格都很勉强。
但近十年过去了，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全国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自起炉灶”的嘉谷系生猪育种体系却大踏步前行，因为在环境、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联合育种反而变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同时更揭示了嘉谷系养猪体系与国内同行那被渐拉将远的差距。
横向来看，“营养”、“生物安全”和“育种技术”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也是很容易“拿来主义”的——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就是饲料，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诸如新希望、大北农为其中代表企业。
在这一点上，差距应该不算大。起码嘉谷养猪体系的猪饲料配方不见得比市面上更有优势。
而非瘟爆发后，生物安全成为了养猪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克服非洲猪瘟等疫病的影响。
在这点上，差距立现——国内养猪行业过去过度依赖疫苗，而不重视生物安全。新发疫情无疫苗可用之际，尤其需要通过建立多道屏障来进行隔离预防的时候，就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了。而嘉谷养猪体系在兽医防疫上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疫病进化管控上，而不是依赖打疫苗，人家就能最早稳定下来。
如果现在不是严阵以防非瘟，所有嘉谷系养猪场拒绝外来人员进入，申请参观学习的同行怕是早就蜂拥而至了。
最后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育种技术，这一点现在还不显；但及至非瘟疫情中后期，王秉文相信差距会被彻底凸显。
无论是养殖本地猪，还是进口猪，都得避免近亲交配，需要引入新鲜血液，以改良种群的遗传性状。这是一个生物学常识。
引进新鲜血液，一种方法是本土育种，一种方法是进口。但前者周期长、投入多、见效慢，远不如直接进口来得方便。
现在来看，能完全摆脱对进口猪种的依赖，执行自己的独立育种方案的养猪企业，应该只有嘉谷农牧和温氏。而前者又比后者强得多——国际上流行丹系、加系、美系等国外猪种，却没有听说过“中系”；但在国内，开始有了一个“嘉系”猪种的叫法，足以说明了一切。
所以，王秉文不是在谦让，他是真的抱着研究学习之心过来的。
齐政半好奇半开玩笑道：“那你找到我们嘉谷育种的秘诀不？”
没想到他还真的点头了：“有点发现。”
“从嘉谷农牧与联合育种各自的经验看，育种工作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且庞大的体系支持，才能有进展。”王秉文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另外，一个只养几百头猪的企业来做育种，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养猪产业工业化、集约化之后，育种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方能显现。在此之前，养猪企业大都在跑马圈地，力图把规模、产能做上去。所以也不能总是抱怨行业从国外引种，而不重视育种研究。”
“嘉谷农牧也是这样，尽管很早就在育种上开始了布局，但也是在规模大了之后，才有种猪繁育的兴盛，原因在于嘉谷体系对育种的需求完全上来了。而嘉谷超大规模的生猪群，也为挑选种猪提供了庞大的资源，包括数据资源、选种资源等……”
王秉文吸了一口气，总结道：“我熟悉的一位国外非瘟防控专家说过，归根到底，非瘟防控就是钱的问题。这话用在育种上同样适用，育种就像赶火车，在不停地挖掘基因的潜力。如果你一直坚持选种，那么随着火车会一直往前走，可以实现量变到质变。嘉谷舍得投入，最先‘爆种’也就正常了。”
齐政等人都不禁笑了起来。
王秉文这话很有点“氪金就能变强”的道理。
虽然从结果倒推来判断过程，就像是成功人士的心灵鸡汤，总是容易忽视各种变量，但齐政还是喜闻乐见的。
在育种方面的超大规模投入，换来育种的加速，总比“其实我是通过开挂来潜移默化地改变嘉谷猪的基因”来得信服吧！
而且，嘉谷在育种上确实投入不菲啊。
庞大的猪群，庞大的研究团队，庞大的核心育种场……哪一样，少得了大笔的资金投入？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嘉谷农牧的育种肯定是赔钱的。
但是，育种工作对商品猪得作用呈现一个放大的作用——基本上500多的原种猪可以影响100万的商品肉猪。
还有安全感——嘉谷体系一贯的尿性，要么不做，要做就不能让咽喉被别人扼住了。
齐政笑罢，转身对陈建章和傅大维两人竖起大拇指道：“别的不说，王会长对我们生猪育种的信心，足以证明了我投的钱花到位了，你们这‘媒人’做得不赖。”
“有奖金不？”陈建章笑着“趁火打劫”。
齐政一摆手，豪爽道：“今年猪肉价格估计不会低，嗯，可以多给你们发几斤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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