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 大明武官毫不相关的官阶与职务
吴惟贤说罢，便两手一绞，抱在胸前，常服上的那块狮子补给他的双臂一拱，陡然便变了形状。
倘或穿越者朱翊钧能见到吴惟贤的如此举动，立刻就会明白原来历史线上万历二十三年的那场蓟州之变的发生之根源并不是戚家军的信仰发生了动摇，而恰恰是在于戚家军实在是太崇拜、太相信朝廷了。
譬如吴惟贤现在抱臂而坐，表面看上去是为了南兵们一两五钱的月饷与朝廷生气，但是实际上他一点儿都没有怀疑过朝廷究竟是否能拿出三十七万八千两发给蓟镇南兵。
吴惟贤内心的想法是，区区三十七万八千两，对于大明而言，简直是九牛一毛，皇上朱笔一勾，内阁和六部见了御批难道还敢不拨银子吗？
至于皇上为何迟迟没有勾下这一笔，那肯定是中间有小人在作祟，不是太监就是奸臣，总之不是皇上的过错，皇上只是被一时蒙蔽了双眼，没意识到千里之外的蓟镇还有那么多被欠饷的南兵。
而戚家军该如何才能让皇上注意到这一点呢？当然是只有靠自己想办法把蓟镇南兵的困难情况向上反映了。
简单来说，就是向上头无伤大雅而不失体统地闹上一闹，万历朝很多的人和事都是靠闹才有了结果，闹一闹，让皇上注意到蓟镇，兴许银子便很快会发下来了。
在这一点上，就连现下与之对峙的陈蚕也从未有过一丝怀疑，陈蚕与吴惟贤的主要分歧并非在于是否要“闹”，而是在于这个“闹上一闹”的方式和尺度。
当然这份信任有一项基础前提，就是陈蚕和吴惟贤在心底里都一致认为，朝廷不会为了赖掉这之前承诺的每年三十七万八千两的薪饷，就砍掉他们的脑袋。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总不相信朝廷会单单为了百十万两银子就舍弃他们这样一群为国家驱寇平倭的忠臣良将，他们觉得他们的命在朝廷眼中还是值这个价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陈蚕和吴惟贤对大明的信仰甚至超过了朱翊钧这个假皇帝，在他们眼中，朝廷并不是一部国家机器，而是一尊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玉皇菩萨，只要信徒们拜得虔诚、信得切实，就是石头作心的仙人也会被打动。
因此即使陈蚕和吴惟贤的信息来源和朱翊钧所看到的已是相差不远，但是他们仍能得出一种光明万丈的积极结论，倘或这时候假皇帝朱翊钧亲口跟他们承认内阁所言的“财匮民乏”是后世史学界公认的事实情况，陈蚕和吴惟贤也会觉得真正的病灶是出在中间的官吏身上，国家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历史上能在无上权威之下一眼看透本质的人本就不多，郑贵妃算一个，那是因为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同万历皇帝成为了真正的夫妻，这种优势普天之下独她一人，其余芸芸众生皆是望尘莫及，何况远在蓟镇的陈蚕与吴惟贤呢？
“你是守御所百户，按朝廷的职级来说是正六品。”
陈蚕思忖良久后道，
“既然朝廷给了你这个品秩，你就想办法多管管屯田嘛，我记得万历十一年的时候，朝廷就说要把卫所多余的地拨给南兵耕种了，还有前两年，徐贞明在北方开水田的时候，也拨了一些地给我们南兵，这些地就应该利用起来么。”
吴惟贤笑了笑，道，
“廷纶兄啊，咱们南兵之间，自己人对自己人就别来文官的那一套了。”
吴惟贤衣前绣的那头狮子被拱得更皱了，眉头眼睛都凸出来了，连带着衣主人的乡音也冒出来了，
“这套官话讲下去就等于白讲，根本没人听的晓得伐？”
陈蚕也用乡土话对付他，
“侬讲也没讲，哪恁就晓得讲了没有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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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惟贤重新用官话回道，
“你要真想与我论品秩，那我就与你论品秩，我是正六品守御所百户，你可是正三品河南都司佥书，都司佥书本就主管都司卫所的练兵与屯田事务，要说起屯田的官话来，你的话可比我的话有分量多了。”
陈蚕笑道，
“那这样讲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我是正三品河南都指挥佥事，蓟镇南兵却是镇戍营兵，一不入河南卫所军正额，二不由河南都司卫所代管，地方军政一向是营卫互不统属，若是真讲官场规则，我便只能管河南的卫所屯田，管不了蓟镇南兵的屯田。”
陈蚕与吴惟贤的这番辩论是有理有据的，倘或陈蚕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或者再退一步讲，陈蚕是一个像李如柏一样、对蓟镇南兵毫无感情的普通将领，那他大可以拿这套官话去搪塞上至总兵下至小兵的每一个人。
因为万历朝的情形是这样的，军兵共分两套班底，一套是朱元璋开国时定下的卫所兵，一套是后期根据实际发展出来的营兵。
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等武官组成，上由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军都督府之权，五军都督府官至此成为虚衔。
而营兵则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等将官组成，行政上直属兵部，除由卫所军转为兵者外其他一般募兵不世袭，因此营伍官无品级，亦无定员。
陈蚕和吴惟贤身上的守御所百户与河南都司佥书的品秩实职，就是这第一套班底和第二套班底在晚明深度缝合后造成的结果。
大明的营兵制最早是从永乐年间开始建立的，当时靖难之役刚刚结束，朱棣领麾下大将充“总兵官”，去往各兵防重地镇守，当时总兵官并非专职，而是由其他官职差遣而来的临时性的职务，因此担任此职的官员，其身份等级、薪俸待遇都依照原本官职执行。
从行政上来说，总兵官要节制都司官员，为了确保等级秩序，不使得体统混乱，担任总兵官一职的官员本身官职就应该在正二品都督佥事以上，于是明廷又依照如此制度设立了一些辅助“总兵官”管理防区的官职，譬如现今众人耳熟能详的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等职称，就是在永乐年间逐步衍生出来的。
到了晚明，营兵将官总体被朝廷分为了三个等级，分别是总兵官，等同于五府堂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同于都司堂官；守备、把总等身份低于都司堂官而又高于卫官。
由于以文制武的祖制和论功行赏军功升职的大方略，营兵将官的职务和官阶从成化朝开始逐步结合，譬如陈蚕上任的时候，万历皇帝给他的批示是“以河南都司佥书陈蚕，为蓟镇游击统领南兵驻石匣”，这其中“河南都司佥书”指的是官阶和身份规格，而“蓟镇游击统领南兵”指的便是实际职务和营兵将官等级。
所以在蓟镇将官陈蚕的这个列衔中，让朝廷真正按功行赏、以军功升迁的是他这个正三品“河南都司佥书”，而“蓟镇游击统领南兵”只是朝廷在蓟镇石匣驻地派给他的职务。
这套缝合制度在明史研究生朱翊钧眼里特别像现代公务员的职务和职级之分，只不过晚明武将地位实在太低，不管是正三品的都司佥书陈蚕还是正一品的太子太保戚继光，见了内阁六部巡抚总督的文官，在信中还是要自称一句“门下走狗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
且随着晚明家丁制的盛行，总督、巡抚的直辖标兵以及各将官麾下的家丁也能编为营兵，朝廷为了控制武官，对这种有品级的官阶授予界定了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般而言，武职自都督一品以下，非军功不准实授，实授者不过百中之一，即使封有品秩，除非立下极大的功劳，营兵将官的官阶也很难得到提升。
在这种前提下，吴惟贤指出陈蚕在故意“讲官话”并不是一个笑话，晚明的制度使得品秩官阶对九边的所有营兵已然失去了做官的根本意义，正三品都司佥书和正六品百户在蓟镇南兵营一样拿不到军饷，对于蓟镇南兵而言，身份级别与酬功支俸这两者之间基本已经毫无关联。
即使按照朝廷规定的官阶俸禄来说，正三品的陈蚕每年年俸是四百二十石米，正六品的吴惟贤每年年俸是一百二十石米，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九边武官会把这项洪武年间定下的数额当真。
因为这项俸额数量的规定是基于洪武年间的卫所屯田制上的，按照朱元璋当时的计划，正三品以下武官和吏员的俸粮与军士的月饷，应均由屯田支付，不足者由户部清吏司调补，各勋戚武官、正三品及正三品以上将官的饷粮，则分别由户部调拨。
陈蚕和吴惟贤现下困境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卫所屯田彻底崩坏之后产生的“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倘或卫所屯田制正常运转，那怎么也轮不到他们两个浙江乡民纯粹靠当营兵抗倭立下军功，就在官阶上分别升到正三品和正六品，正是卫所屯田的废坏给了他们立功当官的机会，可这废坏的卫所屯田又同时剥夺了他们享受明朝前期正常卫所武官薪俸待遇的权利。
不过陈蚕和吴惟贤从在义乌当兵从军的那一刻，就没指望过能从卫所屯田里获得应有的军饷待遇，在戚继光开始提议在义乌募兵的那一年，九边卫所就已然是在靠盐课、开中以及京运年例银维持了。
戚家军和其他所有的家丁营兵自然也是靠京运年例银生存，所谓的“京运年例银”，说白了，就是皇上朱批后，朝廷从京城直接调拨到九边的钱粮物资。
陈蚕和吴惟贤当初应征从军看重的就是这一份与卫所旗军不同的丰厚待遇，对他们而言，一年十八两银子的军饷可比无从兑现俸禄的品秩官阶重要多了。
假设兵部给陈蚕一个选择，让他在官衔归属地河南都司与蓟镇南兵营之间作出最终抉择，陈蚕也肯定宁愿选择留在蓟镇南兵营。
毕竟留在蓟镇他还能有机会不断立功为讨要军饷争取筹码，而要是去了河南都司，那笃定就成了一个活脱脱的“灯笼壳子”，外头好看里头空，尤其陈蚕还是一个不愿做亏心事的人，在不吃空饷、不喝兵血的前提下，好兵陈蚕也只能依照大明官场的规矩讲讲官场套话。
陈蚕的意见是，求人不如靠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朝中情势显然比较复杂，要是闹上一闹说不定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既然向上反馈的渠道一时出了岔子，不如让南兵们自己为自己找出路。
“不管怎么讲，屯田都是恢复不到国初的情况了。”
吴惟贤沉默片刻，决定绕过官话，说几句实际的，
“说哪个场面上的话都没有用，倘或屯田能解决口粮问题和军需供给，那朝廷为何还要授予归降的蒙古人官职？将领们为何还要给麾下家丁封以额外厚饷呢？直接把九边逃亡的卫所旗军遗弃下来的屯田拨给他们耕种不是更省力省心？”
陈蚕道，
“卫所旗军是军籍，每名屯种旗军分耕军田一分，就要给本军交纳正粮十二石，给卫所军官交纳余粮十二石，除此之外，还要承担各种力役，甚么银差、力差、养马、采薪、烧炭、采草、营造、修渠、筑堤，都是他们的本分活计，同卫所军丁比起来，营兵除了操练守备，基本上就没甚么其他分外之事了罢？”
吴惟贤道，
“屯田问题的根源不在职内还是分外，更不在辛苦还是劳累，咱们在老家的时候都是种过田、挖过矿的罢，说起来都是为了一口饭吃，可是廷纶兄，种自己的田、挖自己的矿，同当佃户种地主的田、当矿工挖矿主的矿，那滋味可是不大一样的罢？”
陈蚕笑道，
“确实是不大一样，但蓟镇现在分下来的都是军田，又哪里来的地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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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吴惟贤现在抱臂而坐，表面看上去是为了南兵们一两五钱的月饷与朝廷生气，但是实际上他一点儿都没有怀疑过朝廷究竟是否能拿出三十七万八千两发给蓟镇南兵。
吴惟贤内心的想法是，区区三十七万八千两，对于大明而言，简直是九牛一毛，皇上朱笔一勾，内阁和六部见了御批难道还敢不拨银子吗？
至于皇上为何迟迟没有勾下这一笔，那肯定是中间有小人在作祟，不是太监就是奸臣，总之不是皇上的过错，皇上只是被一时蒙蔽了双眼，没意识到千里之外的蓟镇还有那么多被欠饷的南兵。
而戚家军该如何才能让皇上注意到这一点呢？当然是只有靠自己想办法把蓟镇南兵的困难情况向上反映了。
简单来说，就是向上头无伤大雅而不失体统地闹上一闹，万历朝很多的人和事都是靠闹才有了结果，闹一闹，让皇上注意到蓟镇，兴许银子便很快会发下来了。
在这一点上，就连现下与之对峙的陈蚕也从未有过一丝怀疑，陈蚕与吴惟贤的主要分歧并非在于是否要“闹”，而是在于这个“闹上一闹”的方式和尺度。
当然这份信任有一项基础前提，就是陈蚕和吴惟贤在心底里都一致认为，朝廷不会为了赖掉这之前承诺的每年三十七万八千两的薪饷，就砍掉他们的脑袋。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总不相信朝廷会单单为了百十万两银子就舍弃他们这样一群为国家驱寇平倭的忠臣良将，他们觉得他们的命在朝廷眼中还是值这个价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陈蚕和吴惟贤对大明的信仰甚至超过了朱翊钧这个假皇帝，在他们眼中，朝廷并不是一部国家机器，而是一尊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玉皇菩萨，只要信徒们拜得虔诚、信得切实，就是石头作心的仙人也会被打动。
因此即使陈蚕和吴惟贤的信息来源和朱翊钧所看到的已是相差不远，但是他们仍能得出一种光明万丈的积极结论，倘或这时候假皇帝朱翊钧亲口跟他们承认内阁所言的“财匮民乏”是后世史学界公认的事实情况，陈蚕和吴惟贤也会觉得真正的病灶是出在中间的官吏身上，国家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历史上能在无上权威之下一眼看透本质的人本就不多，郑贵妃算一个，那是因为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同万历皇帝成为了真正的夫妻，这种优势普天之下独她一人，其余芸芸众生皆是望尘莫及，何况远在蓟镇的陈蚕与吴惟贤呢？
“你是守御所百户，按朝廷的职级来说是正六品。”
陈蚕思忖良久后道，
“既然朝廷给了你这个品秩，你就想办法多管管屯田嘛，我记得万历十一年的时候，朝廷就说要把卫所多余的地拨给南兵耕种了，还有前两年，徐贞明在北方开水田的时候，也拨了一些地给我们南兵，这些地就应该利用起来么。”
吴惟贤笑了笑，道，
“廷纶兄啊，咱们南兵之间，自己人对自己人就别来文官的那一套了。”
吴惟贤衣前绣的那头狮子被拱得更皱了，眉头眼睛都凸出来了，连带着衣主人的乡音也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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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真想与我论品秩，那我就与你论品秩，我是正六品守御所百户，你可是正三品河南都司佥书，都司佥书本就主管都司卫所的练兵与屯田事务，要说起屯田的官话来，你的话可比我的话有分量多了。”
陈蚕笑道，
“那这样讲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我是正三品河南都指挥佥事，蓟镇南兵却是镇戍营兵，一不入河南卫所军正额，二不由河南都司卫所代管，地方军政一向是营卫互不统属，若是真讲官场规则，我便只能管河南的卫所屯田，管不了蓟镇南兵的屯田。”
陈蚕与吴惟贤的这番辩论是有理有据的，倘或陈蚕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或者再退一步讲，陈蚕是一个像李如柏一样、对蓟镇南兵毫无感情的普通将领，那他大可以拿这套官话去搪塞上至总兵下至小兵的每一个人。
因为万历朝的情形是这样的，军兵共分两套班底，一套是朱元璋开国时定下的卫所兵，一套是后期根据实际发展出来的营兵。
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等武官组成，上由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军都督府之权，五军都督府官至此成为虚衔。
而营兵则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等将官组成，行政上直属兵部，除由卫所军转为兵者外其他一般募兵不世袭，因此营伍官无品级，亦无定员。
陈蚕和吴惟贤身上的守御所百户与河南都司佥书的品秩实职，就是这第一套班底和第二套班底在晚明深度缝合后造成的结果。
大明的营兵制最早是从永乐年间开始建立的，当时靖难之役刚刚结束，朱棣领麾下大将充“总兵官”，去往各兵防重地镇守，当时总兵官并非专职，而是由其他官职差遣而来的临时性的职务，因此担任此职的官员，其身份等级、薪俸待遇都依照原本官职执行。
从行政上来说，总兵官要节制都司官员，为了确保等级秩序，不使得体统混乱，担任总兵官一职的官员本身官职就应该在正二品都督佥事以上，于是明廷又依照如此制度设立了一些辅助“总兵官”管理防区的官职，譬如现今众人耳熟能详的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等职称，就是在永乐年间逐步衍生出来的。
到了晚明，营兵将官总体被朝廷分为了三个等级，分别是总兵官，等同于五府堂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同于都司堂官；守备、把总等身份低于都司堂官而又高于卫官。
由于以文制武的祖制和论功行赏军功升职的大方略，营兵将官的职务和官阶从成化朝开始逐步结合，譬如陈蚕上任的时候，万历皇帝给他的批示是“以河南都司佥书陈蚕，为蓟镇游击统领南兵驻石匣”，这其中“河南都司佥书”指的是官阶和身份规格，而“蓟镇游击统领南兵”指的便是实际职务和营兵将官等级。
所以在蓟镇将官陈蚕的这个列衔中，让朝廷真正按功行赏、以军功升迁的是他这个正三品“河南都司佥书”，而“蓟镇游击统领南兵”只是朝廷在蓟镇石匣驻地派给他的职务。
这套缝合制度在明史研究生朱翊钧眼里特别像现代公务员的职务和职级之分，只不过晚明武将地位实在太低，不管是正三品的都司佥书陈蚕还是正一品的太子太保戚继光，见了内阁六部巡抚总督的文官，在信中还是要自称一句“门下走狗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
且随着晚明家丁制的盛行，总督、巡抚的直辖标兵以及各将官麾下的家丁也能编为营兵，朝廷为了控制武官，对这种有品级的官阶授予界定了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般而言，武职自都督一品以下，非军功不准实授，实授者不过百中之一，即使封有品秩，除非立下极大的功劳，营兵将官的官阶也很难得到提升。
在这种前提下，吴惟贤指出陈蚕在故意“讲官话”并不是一个笑话，晚明的制度使得品秩官阶对九边的所有营兵已然失去了做官的根本意义，正三品都司佥书和正六品百户在蓟镇南兵营一样拿不到军饷，对于蓟镇南兵而言，身份级别与酬功支俸这两者之间基本已经毫无关联。
即使按照朝廷规定的官阶俸禄来说，正三品的陈蚕每年年俸是四百二十石米，正六品的吴惟贤每年年俸是一百二十石米，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九边武官会把这项洪武年间定下的数额当真。
因为这项俸额数量的规定是基于洪武年间的卫所屯田制上的，按照朱元璋当时的计划，正三品以下武官和吏员的俸粮与军士的月饷，应均由屯田支付，不足者由户部清吏司调补，各勋戚武官、正三品及正三品以上将官的饷粮，则分别由户部调拨。
陈蚕和吴惟贤现下困境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卫所屯田彻底崩坏之后产生的“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倘或卫所屯田制正常运转，那怎么也轮不到他们两个浙江乡民纯粹靠当营兵抗倭立下军功，就在官阶上分别升到正三品和正六品，正是卫所屯田的废坏给了他们立功当官的机会，可这废坏的卫所屯田又同时剥夺了他们享受明朝前期正常卫所武官薪俸待遇的权利。
不过陈蚕和吴惟贤从在义乌当兵从军的那一刻，就没指望过能从卫所屯田里获得应有的军饷待遇，在戚继光开始提议在义乌募兵的那一年，九边卫所就已然是在靠盐课、开中以及京运年例银维持了。
戚家军和其他所有的家丁营兵自然也是靠京运年例银生存，所谓的“京运年例银”，说白了，就是皇上朱批后，朝廷从京城直接调拨到九边的钱粮物资。
陈蚕和吴惟贤当初应征从军看重的就是这一份与卫所旗军不同的丰厚待遇，对他们而言，一年十八两银子的军饷可比无从兑现俸禄的品秩官阶重要多了。
假设兵部给陈蚕一个选择，让他在官衔归属地河南都司与蓟镇南兵营之间作出最终抉择，陈蚕也肯定宁愿选择留在蓟镇南兵营。
毕竟留在蓟镇他还能有机会不断立功为讨要军饷争取筹码，而要是去了河南都司，那笃定就成了一个活脱脱的“灯笼壳子”，外头好看里头空，尤其陈蚕还是一个不愿做亏心事的人，在不吃空饷、不喝兵血的前提下，好兵陈蚕也只能依照大明官场的规矩讲讲官场套话。
陈蚕的意见是，求人不如靠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朝中情势显然比较复杂，要是闹上一闹说不定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既然向上反馈的渠道一时出了岔子，不如让南兵们自己为自己找出路。
“不管怎么讲，屯田都是恢复不到国初的情况了。”
吴惟贤沉默片刻，决定绕过官话，说几句实际的，
“说哪个场面上的话都没有用，倘或屯田能解决口粮问题和军需供给，那朝廷为何还要授予归降的蒙古人官职？将领们为何还要给麾下家丁封以额外厚饷呢？直接把九边逃亡的卫所旗军遗弃下来的屯田拨给他们耕种不是更省力省心？”
陈蚕道，
“卫所旗军是军籍，每名屯种旗军分耕军田一分，就要给本军交纳正粮十二石，给卫所军官交纳余粮十二石，除此之外，还要承担各种力役，甚么银差、力差、养马、采薪、烧炭、采草、营造、修渠、筑堤，都是他们的本分活计，同卫所军丁比起来，营兵除了操练守备，基本上就没甚么其他分外之事了罢？”
吴惟贤道，
“屯田问题的根源不在职内还是分外，更不在辛苦还是劳累，咱们在老家的时候都是种过田、挖过矿的罢，说起来都是为了一口饭吃，可是廷纶兄，种自己的田、挖自己的矿，同当佃户种地主的田、当矿工挖矿主的矿，那滋味可是不大一样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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