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轮船招商局（上）
在努尔哈齐努力收编归顺部落之时，朱翊钧正坐在坤宁宫中，十分认真地盘算着那建造潞王府时省下来的三十万两银子该怎么花。
时至仲夏，紫禁城天穹澄明，廊外庭中的蓬蓬翠树郁郁如盖，遮去了一片始之萌发的燥闷。
朱翊钧端坐在坤宁宫殿中，坐榻旁的躺柜上摆着一盘冰湃杨梅，盘中红果一枚枚水盈滚圆，萦绕着白气丝丝，在雕蟠螭纹八角形玉盘中摞成了一座朱砂山子。
他的对面一左一右分别坐着永年伯王伟与郑国泰，王伟正拿着一份奏疏，认认真真地向他的皇帝女婿禀报漕运改海运的私下招商结果。
而郑国泰却恭谨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地同皇帝一起听着王伟的汇报。
“……最后一位，是定国公徐文壁。”
王伟抬起头来，有些诚惶诚恐地道，
“定国公乃皇上之班首重臣，嗣爵年久，又有俺答封贡之功，臣以为其之可靠。”
徐文壁的加入其实是朱翊钧的意料之内。
明朝的开国六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之中，只有魏国公徐达一家一直传承到了明末。
其余五家不是被废黜削爵就是被论罪清算，只有徐达一直小心谨慎，使得后代子孙保全善终。
至于徐文壁的“定国公”，实则是徐达魏国公爵位的另一支衍生。
原来徐达去世后，朱元璋令其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之爵。
而徐达的另一子，也就是后来的第一代定国公徐增寿是徐达的第四子，本来并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魏国公爵位。
谁知在建文皇帝继位后，这两兄弟恰好碰到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
徐增寿当时倒向了燕王一系，并且成为了朱棣在南京城中最重要的内线之一。
虽然后来徐增寿暴露了身份，被建文帝所杀，但等到朱棣进城登基以后，为了表彰徐增寿对燕王一系的忠诚和贡献，便追封其为定国公，世袭罔替，令其子徐景昌继嗣。
而徐辉祖是站在建文帝这边的，朱棣一方面出于人心考虑，另一方面顾念徐达的功绩和他兄弟徐增寿的拥戴之功，所以仍然保留徐辉祖的魏国公爵位。
于是徐达一门就有了魏国公和定国公两个爵位，后来定国公一脉跟随朱棣迁都到了北京，而魏国公徐辉祖一脉则继续留在南京。
历史上这两支仅存的大明开国公爵之后都一直传承到明末，定国公徐允祯为李自成的大顺军所杀，魏国公徐胤爵在清军进入南京之后剃发降清。
“他家一门两国公，徐文壁名下良田五百顷，食禄二千五百石，拿出些钱来投资海运倒也不算甚么。”
朱翊钧笑了一笑，伸手一指身旁的那盘杨梅，道，
“岳丈念了大半晌的奏疏，先吃几颗杨梅解解渴罢，苏泂有一首诗，‘不羡南州锦荔枝，鹤头猩血正红滋’，写得很得这个形象。”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皇帝的几个有名后妃的父亲在历史上的形象并不差。
和崇祯皇帝那个面对皇帝女婿要求“助饷”而硬是一毛不拔的老丈人周奎比起来，王伟已然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由于朱翊钧是现代人，他心里总还是将“万历皇帝的岳父”当作“皇帝的长辈”，而不是一个普通臣子来对待。
其实朱翊钧也知道，历史上真正的“皇帝女婿”绝不会对自己的岳父那么尊敬。
当年伪满覆灭后，溥仪和他那一大家子人在准备逃亡日本的途中，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当溥仪被当作战犯被转移到伯力收容所时，失去了奴仆的他，依旧十指不沾阳春水，任由他的弟弟、妹夫和岳父照料服侍他。
溥仪的岳丈郭布罗·荣源依然以“臣子之礼”对待他那个已经沦为战犯的“皇帝女婿”。
除了依然每日跪地请安外，当时已经六十一岁的荣源还天天主动去帮溥仪叠被子、洗衣服、打扫房间，甚至是端饭。
末代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万历皇帝已亲自临朝执政，权势如日中天，实际上并没有对自己岳丈这般客气的必要。
但是朱翊钧比较讲礼貌，他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讲一样的现代礼貌，断没有到王伟这儿就突然变得恶声大气的道理。
王伟也比崇祯时期的周奎认得清形势，眼见皇帝垂问关心，忙站起身行礼道，
“不必，不必，方才来时，臣已然吃过茶了，何况这杨梅是南方贡品，价值不菲，臣不敢耗费。”
朱翊钧收回了手，笑道，
“苏东坡尝云，‘闽广荔枝何物可对？或对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也’，此乃文人雅趣，岳丈不必过于矜持拘谨。”
“再说，只要能顺利开了海运，这杨梅往后便也不再有那么金贵，岳丈现时即便多吃上几颗，要按长远来算，也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奢侈。”
这句话是朱翊钧根据他在现代的生活经验说出来的。
在他的构想里，“海运”就近似于现代发达的铁路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对于“物流运送”的徭役负担。
而这句话到了古代人王伟耳朵里，却不亚于千钧重担，让人无法拒绝那九五至尊的“恩重如山”。
王伟只得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朱翊钧又道，
“只是朕方才听岳丈念那买扑之人的名单，怎么一溜全是勋戚，连一个涉足海贸生意的普通商人都没有呢？”
王伟一听就跪下了，
“勋戚富贵满盈，旱涝保收，故而手头才有闲钱资商海运，那些普通商人魄力甚弱，且胆小怕事，自然无从参与其中。”
朱翊钧原看了一上午的文移，又翻查了一下午的《永乐大典》，阅览成祖年间的造船史料，后又一路乘辇至坤宁宫中，不曾稍歇。
夏日的晚风吹得他的嘴皮有些干皴，此刻见王伟当头一跪，那唇齿间便生出少许滞涩的粘腻来，
“果真如此吗？”
朱翊钧问了这一句，舌头缩在微微颤抖的牙根肉儿的后头，自行舔舐着那发干的龈腭，
“你们不是一直同朕说‘商人唯利是图’，怎么今日之利近在眼前，海商们反倒退避三舍了呢？”
王伟的脑门上立时便沁出了许多汗来。
郑国泰见状，忙也跟着跪了下去，回道，
“皇上明鉴，自古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为虎狼，皇上虽有匀利之意，然商贾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以图成，难与谋始。”
“再者，大明官商久不联络，据臣所见，各行商贾对官府中人往往敬而远之，何况南方海商原本就自成一体，如何能与我等勋戚筹谋国计？”
朱翊钧顿时发现自己在之前规划海漕买扑的主意时，遗漏了一个容易被现代人忽视的关键点。
晚明到底还是封建社会，能与官府进行交往的商人毕竟为少数。
南方海商即使在朝中能获得相当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也是源于“宗族”关系的衍生，这种政治资源只能作为民间商贾的庇护，而不能自行转化成商业资本。
像晋商八大家这样能与满清上层达成深层合作的皇商，也是范明等人在后金还未崛起前，通过两代人长时间经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商与后金不只是经济伙伴，更是政治联盟。
而这种政治关系下的经济合作，在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企业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力的基本原则下，几乎是难以复制的。
如果一个企业的控制权设置是通过“皇帝”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而不取决于资本结构中的资本比重，那么这种形式的企业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实则并不吻合。
而一旦企业的控制权和资本结构服从于“明廷”这个政府，而不是商业利益本身，那么企业的内在机理必定将出现扭曲与变异。
尤其以晚明现实的营商环境而言，无论是“皇帝”还是“明廷”，商业资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或给行政力量加以严格的限定与约束。
因此这种制度框架下产生的官商合作关系，则势必不被商人所看好。
只有已然在封建体制下同时获得实际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的皇亲贵戚，才勉强能有这个能力加入“皇帝”由行政手段所主导的海商贸易中。
这不是仅由朱翊钧一人“宽容开明”而能改变的，这是体制的力量，明朝如此，清朝亦是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范明是在努尔哈赤称帝后再去的独石口，他根本就不可能结识后金上层，甚至连四大贝勒的关系攀不上。
这就是封建体制它自身的缺陷。
“你们先起来坐下罢。”
朱翊钧缓缓开口道，
“朕没这么迂，南方海商不想赚这份钱，晋商、徽商、盐商也都可以嘛，北方也有的是会做生意的人。”
王伟坐了回去，端着一口气不敢看皇帝，这回换成郑国泰开口说话，
“漕运本就事关京都，商贾们个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臣也无甚办法。”
朱翊钧疑惑道，
“这就奇了，真运砸了粮，他们自己的船难道不吃亏吗？既然他们自己也吃亏，这又哪里会来的‘过’呢？”
郑国泰顿了一顿，回道，
“吃亏是吃亏，但总没有损耗了国库粮食的‘亏’这样大。”
“这漕运白粮一向是由内阁、户部料理，司礼监经手的财储，那些商贾小民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往漕运粮上打赚钱的主意啊。”
朱翊钧笑了一声，道，
“他们不敢打主意，那总有想打主意的人咯？”
郑国泰一怔，立刻就又要站起身来请罪，却被朱翊钧一手拦下，
“郑舅舅这话倒提醒朕了，明商暗官行不通，商贾们若没有根基，就只得任由朕的心意行事。”
“可他们也不能保证朕的心意一直是不变的，就连郑舅舅你也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自然畏首畏尾，谁也不敢出头。”
郑国泰附和道，
“正是，正是。”
他一面点着头，一面转过头去，看着缄默不语的永年伯。
王伟轻咳一声，道，
“臣以为，勋戚们对皇上总是忠心的，虽然实务上比不得那些商人，但是慢慢做起来，也不是不能成事。”
朱翊钧又是一笑，重又指着那盘杨梅道，
“那请永年伯告诉朕，这杨梅如何栽种，几时开花，几时结果？从南运到北，一路上要经过几座城镇，几个码头？在到达北京之后，盛放在这玉盘之前，又要经过几个官署，几个宫仆？”
王伟顿时便有些讪讪的，
“这细枝末节之事，皇上既然要问，臣多学学也无妨。”
朱翊钧淡笑道，
“造船开海这种大事，本就是由桩桩件件的细枝末节之事组合而成的，‘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就是这个意思。”
王伟不敢与皇帝争论，只得又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他一面说，一面不由抬起袖管，轻轻地拭了拭额上渗出的虚汗。
郑国泰于是道，
“是，皇上既有如此要求，臣等定当尽心竭力，皇上且再容臣等……”
朱翊钧笑着接口道，
“无妨，朕不怪你们，朕知道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皇帝伸手推了一推身旁的那只雕蟠螭纹八角形玉盘，
“难得进宫一趟，一会儿朕便传旨，将今岁新贡的杨梅分别送到永年伯和郑都督府中罢。”
郑国泰与王伟对视一眼，忙又起身叩头谢恩。
皇帝虽然没有责怪他们，甚至还额外给了赏赐，但两人心知自己的差事办得并不全合皇帝的心意。
因此也不敢再多为皇亲贵戚们争取甚么，谢恩之后又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知趣地退下了。
王伟与郑国泰一出坤宁宫，张诚便赶忙挪进了殿中，毕竟皇帝腿脚不好，身边一刻都离不得人伺候。
张诚一进殿，就见皇帝正拈着枚杨梅慢吞吞地吃着，沁凉甘酸的汁水渐渐地染红着皇帝的指尖。
“张诚，朕想了一想。”
皇帝闻得他进来，却也不招呼他过去，只是轻轻地、似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
“这个办法虽然头一次行不大通，但是他们那时外有强敌，内有隐患，不比我大明如今四海安定，所以他们那时行不通的事，不代表我大明现在也行不通。”
张诚远远地站在门口，皇帝的声音似有若无，听得他一头雾水，又不敢贸然发问。
“朕决定了。”
皇帝将杨梅核抛进了手边的一只景泰蓝掐丝珐琅象耳盂中，
“朕要开办‘轮船招商局’，风风光光地将‘海漕’这桩生意做成‘官督商办’。”
“传旨内阁，半个时辰后，朕要在文华殿单独召见申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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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仲夏，紫禁城天穹澄明，廊外庭中的蓬蓬翠树郁郁如盖，遮去了一片始之萌发的燥闷。
朱翊钧端坐在坤宁宫殿中，坐榻旁的躺柜上摆着一盘冰湃杨梅，盘中红果一枚枚水盈滚圆，萦绕着白气丝丝，在雕蟠螭纹八角形玉盘中摞成了一座朱砂山子。
他的对面一左一右分别坐着永年伯王伟与郑国泰，王伟正拿着一份奏疏，认认真真地向他的皇帝女婿禀报漕运改海运的私下招商结果。
而郑国泰却恭谨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地同皇帝一起听着王伟的汇报。
“……最后一位，是定国公徐文壁。”
王伟抬起头来，有些诚惶诚恐地道，
“定国公乃皇上之班首重臣，嗣爵年久，又有俺答封贡之功，臣以为其之可靠。”
徐文壁的加入其实是朱翊钧的意料之内。
明朝的开国六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之中，只有魏国公徐达一家一直传承到了明末。
其余五家不是被废黜削爵就是被论罪清算，只有徐达一直小心谨慎，使得后代子孙保全善终。
至于徐文壁的“定国公”，实则是徐达魏国公爵位的另一支衍生。
原来徐达去世后，朱元璋令其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之爵。
而徐达的另一子，也就是后来的第一代定国公徐增寿是徐达的第四子，本来并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魏国公爵位。
谁知在建文皇帝继位后，这两兄弟恰好碰到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
徐增寿当时倒向了燕王一系，并且成为了朱棣在南京城中最重要的内线之一。
虽然后来徐增寿暴露了身份，被建文帝所杀，但等到朱棣进城登基以后，为了表彰徐增寿对燕王一系的忠诚和贡献，便追封其为定国公，世袭罔替，令其子徐景昌继嗣。
而徐辉祖是站在建文帝这边的，朱棣一方面出于人心考虑，另一方面顾念徐达的功绩和他兄弟徐增寿的拥戴之功，所以仍然保留徐辉祖的魏国公爵位。
于是徐达一门就有了魏国公和定国公两个爵位，后来定国公一脉跟随朱棣迁都到了北京，而魏国公徐辉祖一脉则继续留在南京。
历史上这两支仅存的大明开国公爵之后都一直传承到明末，定国公徐允祯为李自成的大顺军所杀，魏国公徐胤爵在清军进入南京之后剃发降清。
“他家一门两国公，徐文壁名下良田五百顷，食禄二千五百石，拿出些钱来投资海运倒也不算甚么。”
朱翊钧笑了一笑，伸手一指身旁的那盘杨梅，道，
“岳丈念了大半晌的奏疏，先吃几颗杨梅解解渴罢，苏泂有一首诗，‘不羡南州锦荔枝，鹤头猩血正红滋’，写得很得这个形象。”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皇帝的几个有名后妃的父亲在历史上的形象并不差。
和崇祯皇帝那个面对皇帝女婿要求“助饷”而硬是一毛不拔的老丈人周奎比起来，王伟已然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由于朱翊钧是现代人，他心里总还是将“万历皇帝的岳父”当作“皇帝的长辈”，而不是一个普通臣子来对待。
其实朱翊钧也知道，历史上真正的“皇帝女婿”绝不会对自己的岳父那么尊敬。
当年伪满覆灭后，溥仪和他那一大家子人在准备逃亡日本的途中，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当溥仪被当作战犯被转移到伯力收容所时，失去了奴仆的他，依旧十指不沾阳春水，任由他的弟弟、妹夫和岳父照料服侍他。
溥仪的岳丈郭布罗·荣源依然以“臣子之礼”对待他那个已经沦为战犯的“皇帝女婿”。
除了依然每日跪地请安外，当时已经六十一岁的荣源还天天主动去帮溥仪叠被子、洗衣服、打扫房间，甚至是端饭。
末代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万历皇帝已亲自临朝执政，权势如日中天，实际上并没有对自己岳丈这般客气的必要。
但是朱翊钧比较讲礼貌，他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讲一样的现代礼貌，断没有到王伟这儿就突然变得恶声大气的道理。
王伟也比崇祯时期的周奎认得清形势，眼见皇帝垂问关心，忙站起身行礼道，
“不必，不必，方才来时，臣已然吃过茶了，何况这杨梅是南方贡品，价值不菲，臣不敢耗费。”
朱翊钧收回了手，笑道，
“苏东坡尝云，‘闽广荔枝何物可对？或对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也’，此乃文人雅趣，岳丈不必过于矜持拘谨。”
“再说，只要能顺利开了海运，这杨梅往后便也不再有那么金贵，岳丈现时即便多吃上几颗，要按长远来算，也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奢侈。”
这句话是朱翊钧根据他在现代的生活经验说出来的。
在他的构想里，“海运”就近似于现代发达的铁路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对于“物流运送”的徭役负担。
而这句话到了古代人王伟耳朵里，却不亚于千钧重担，让人无法拒绝那九五至尊的“恩重如山”。
王伟只得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朱翊钧又道，
“只是朕方才听岳丈念那买扑之人的名单，怎么一溜全是勋戚，连一个涉足海贸生意的普通商人都没有呢？”
王伟一听就跪下了，
“勋戚富贵满盈，旱涝保收，故而手头才有闲钱资商海运，那些普通商人魄力甚弱，且胆小怕事，自然无从参与其中。”
朱翊钧原看了一上午的文移，又翻查了一下午的《永乐大典》，阅览成祖年间的造船史料，后又一路乘辇至坤宁宫中，不曾稍歇。
夏日的晚风吹得他的嘴皮有些干皴，此刻见王伟当头一跪，那唇齿间便生出少许滞涩的粘腻来，
“果真如此吗？”
朱翊钧问了这一句，舌头缩在微微颤抖的牙根肉儿的后头，自行舔舐着那发干的龈腭，
“你们不是一直同朕说‘商人唯利是图’，怎么今日之利近在眼前，海商们反倒退避三舍了呢？”
王伟的脑门上立时便沁出了许多汗来。
郑国泰见状，忙也跟着跪了下去，回道，
“皇上明鉴，自古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为虎狼，皇上虽有匀利之意，然商贾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以图成，难与谋始。”
“再者，大明官商久不联络，据臣所见，各行商贾对官府中人往往敬而远之，何况南方海商原本就自成一体，如何能与我等勋戚筹谋国计？”
朱翊钧顿时发现自己在之前规划海漕买扑的主意时，遗漏了一个容易被现代人忽视的关键点。
晚明到底还是封建社会，能与官府进行交往的商人毕竟为少数。
南方海商即使在朝中能获得相当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也是源于“宗族”关系的衍生，这种政治资源只能作为民间商贾的庇护，而不能自行转化成商业资本。
像晋商八大家这样能与满清上层达成深层合作的皇商，也是范明等人在后金还未崛起前，通过两代人长时间经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商与后金不只是经济伙伴，更是政治联盟。
而这种政治关系下的经济合作，在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企业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力的基本原则下，几乎是难以复制的。
如果一个企业的控制权设置是通过“皇帝”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而不取决于资本结构中的资本比重，那么这种形式的企业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实则并不吻合。
而一旦企业的控制权和资本结构服从于“明廷”这个政府，而不是商业利益本身，那么企业的内在机理必定将出现扭曲与变异。
尤其以晚明现实的营商环境而言，无论是“皇帝”还是“明廷”，商业资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或给行政力量加以严格的限定与约束。
因此这种制度框架下产生的官商合作关系，则势必不被商人所看好。
只有已然在封建体制下同时获得实际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的皇亲贵戚，才勉强能有这个能力加入“皇帝”由行政手段所主导的海商贸易中。
这不是仅由朱翊钧一人“宽容开明”而能改变的，这是体制的力量，明朝如此，清朝亦是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范明是在努尔哈赤称帝后再去的独石口，他根本就不可能结识后金上层，甚至连四大贝勒的关系攀不上。
这就是封建体制它自身的缺陷。
“你们先起来坐下罢。”
朱翊钧缓缓开口道，
“朕没这么迂，南方海商不想赚这份钱，晋商、徽商、盐商也都可以嘛，北方也有的是会做生意的人。”
王伟坐了回去，端着一口气不敢看皇帝，这回换成郑国泰开口说话，
“漕运本就事关京都，商贾们个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臣也无甚办法。”
朱翊钧疑惑道，
“这就奇了，真运砸了粮，他们自己的船难道不吃亏吗？既然他们自己也吃亏，这又哪里会来的‘过’呢？”
郑国泰顿了一顿，回道，
“吃亏是吃亏，但总没有损耗了国库粮食的‘亏’这样大。”
“这漕运白粮一向是由内阁、户部料理，司礼监经手的财储，那些商贾小民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往漕运粮上打赚钱的主意啊。”
朱翊钧笑了一声，道，
“他们不敢打主意，那总有想打主意的人咯？”
郑国泰一怔，立刻就又要站起身来请罪，却被朱翊钧一手拦下，
“郑舅舅这话倒提醒朕了，明商暗官行不通，商贾们若没有根基，就只得任由朕的心意行事。”
“可他们也不能保证朕的心意一直是不变的，就连郑舅舅你也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自然畏首畏尾，谁也不敢出头。”
郑国泰附和道，
“正是，正是。”
他一面点着头，一面转过头去，看着缄默不语的永年伯。
王伟轻咳一声，道，
“臣以为，勋戚们对皇上总是忠心的，虽然实务上比不得那些商人，但是慢慢做起来，也不是不能成事。”
朱翊钧又是一笑，重又指着那盘杨梅道，
“那请永年伯告诉朕，这杨梅如何栽种，几时开花，几时结果？从南运到北，一路上要经过几座城镇，几个码头？在到达北京之后，盛放在这玉盘之前，又要经过几个官署，几个宫仆？”
王伟顿时便有些讪讪的，
“这细枝末节之事，皇上既然要问，臣多学学也无妨。”
朱翊钧淡笑道，
“造船开海这种大事，本就是由桩桩件件的细枝末节之事组合而成的，‘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就是这个意思。”
王伟不敢与皇帝争论，只得又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他一面说，一面不由抬起袖管，轻轻地拭了拭额上渗出的虚汗。
郑国泰于是道，
“是，皇上既有如此要求，臣等定当尽心竭力，皇上且再容臣等……”
朱翊钧笑着接口道，
“无妨，朕不怪你们，朕知道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皇帝伸手推了一推身旁的那只雕蟠螭纹八角形玉盘，
“难得进宫一趟，一会儿朕便传旨，将今岁新贡的杨梅分别送到永年伯和郑都督府中罢。”
郑国泰与王伟对视一眼，忙又起身叩头谢恩。
皇帝虽然没有责怪他们，甚至还额外给了赏赐，但两人心知自己的差事办得并不全合皇帝的心意。
因此也不敢再多为皇亲贵戚们争取甚么，谢恩之后又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知趣地退下了。
王伟与郑国泰一出坤宁宫，张诚便赶忙挪进了殿中，毕竟皇帝腿脚不好，身边一刻都离不得人伺候。
张诚一进殿，就见皇帝正拈着枚杨梅慢吞吞地吃着，沁凉甘酸的汁水渐渐地染红着皇帝的指尖。
“张诚，朕想了一想。”
皇帝闻得他进来，却也不招呼他过去，只是轻轻地、似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
“这个办法虽然头一次行不大通，但是他们那时外有强敌，内有隐患，不比我大明如今四海安定，所以他们那时行不通的事，不代表我大明现在也行不通。”
张诚远远地站在门口，皇帝的声音似有若无，听得他一头雾水，又不敢贸然发问。
“朕决定了。”
皇帝将杨梅核抛进了手边的一只景泰蓝掐丝珐琅象耳盂中，
“朕要开办‘轮船招商局’，风风光光地将‘海漕’这桩生意做成‘官督商办’。”
“传旨内阁，半个时辰后，朕要在文华殿单独召见申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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